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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下，中国经济面临挑战，刺激经济有发钱、印钱、发贷款这三种选择。为什么我们最终选择了发贷款呢？这背后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原因。先说说发钱。

2024年，咱们国内消费贷款余额都突破20万亿元了，可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却只有3.8%。这说明像发消费券这种直接给大家补贴的办法，效果越来越差了。看看美国，2020年每人发了1200美元现金，结果大家都把钱存起来了，储蓄率一下子飙升到33.7%。咱们国家在2023年发的消费券，核销率还不到60%，这就反映出大家就算拿到钱，因为对未来没信心，也不敢随便花。再讲讲印钱，也就是量化宽松。

美联储在2020 - 2022年印了超过5万亿美元，结果全球都受到影响，物价飞涨。咱们国家2024年PPI同比下降1.2%，这说明国际上的通胀传到咱们这儿，变成了通缩，还带来了局部资产泡沫。而且，中国的M2（广义货币供应量）和GDP（国内生产总值）比值已经达到220%，传统的印钱刺激经济的办法，效果越来越不好。相比之下，发贷款就有它的优势。通过商业银行严格的贷款审核，钱能精准地给到实体经济。2025年前两个月，企业债券净融资达到6156亿元，比去年同期多了414亿元。而且，贷款有借有还，形成了“创造资产 - 偿还本息”的良性循环，不会像印钱那样，让政府财政赤字越来越大，风险也小很多。

贷款在经济治理上发挥着重要作用。一方面，它能推动产业升级。像新能源储能、AI医疗这些新兴产业，贷款平均利率降到了3.4%，在2025年第一季度，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达到18.7%。央行通过一些货币政策，拿出超过7.2万亿元，专门支持芯片、工业母机这些容易被“卡脖子”的关键领域。

另一方面，贷款也有利于管理债务周期。通过LPR改革，1年期LPR是3.25% ，5年期以上是4.1%，这样既降低了企业借钱的成本，又能防止房地产市场过度投机。另外，地方政府专项债和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一起发力，为基建投资提供了超过3万亿元的资金支持。同时，这也是金融深化的必然选择。咱们国家居民部门资产负债率控制在65%以内，比美国（101%）、日本（85%）都低很多，这就给以后合理增加债务留下了空间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稳定在1.6% ，资本充足率达到14.3%，能有效应对风险。不过，发贷款也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。比如说，资金空转。

2024年票据融资比去年多了3200亿元，但工业产能利用率只有75.6%，这说明有些钱并没有真正用到生产上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可以实施“贷款用途穿透式监管”，让企业提供采购合同、工程进度等证明材料，看看钱到底花哪儿了；还可以建立“科技企业白名单”，优先给那些注重研发投入的科技企业贷款。

另外，还有结构性失衡的问题。民营小微企业虽然贡献了60%的GDP，但拿到的贷款占比还不到30%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可以推广“供应链票据 + 区块链”融资模式，利用核心企业的信用，帮助上下游的小微企业；还可以试点“知识产权证券化”，把企业的专利评估价值也算作贷款的依据。从长期来看，我们还有很多政策可以配套。比如，存款准备金率还有2 - 3个百分点的下降空间，降准释放的资金可以和碳减排支持工具一起，推动经济绿色发展；还可以建立“贷款生命周期评价体系”，把企业的环保、社会责任等ESG指标纳入银行对企业贷款的考核。

未来，信贷扩张还会不断发展，形成新的金融生态。数字人民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通过智能合约技术，可以让专项贷款精准地用到该用的地方，在帮助小微企业、振兴乡村等方面发挥大作用。同时，我们还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，像科创票据、REITs这些直接融资工具，让企业不用只依赖银行贷款。在全球货币治理方面，中国也有自己的方案。推动“一带一路”跨境贷款用人民币结算，2025年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份额已经提升到5.2%，这不仅能降低汇率风险，还能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。

在经济压力较大、全球经济形势复杂的情况下，中国选择以信贷扩张为主的经济刺激方式，既吸取了货币超发的教训，又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。这种方式通过合理配置金融资源，在稳定经济的同时，推动经济发展模式变革。未来，我们只要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、优化经济结构和防控风险之间找到平衡，就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治理道路。